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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色經濟才是人類開展的潮流，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一致。2020年我國首次提出，我國的碳排放將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，努力爭取200年前完成碳中和。
碳減排減的是溫室氣體排放量，又常稱為碳排放量，常見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（CO2），甲烷（CH4）、氧化亞氮（N2O）等。
那么為什么要進行碳減排？工業革命以來，全球均勻氣溫及均勻地面溫度都在顯著上升，而且溫度升高趨勢越來越快，造成近年來南北極冰蓋破紀錄融化、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、極點氣候多發等嚴重后果。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，這已經成為現在科學界的一致。
為了延緩和遏制全球變暖，上世紀80年代以來，世界各國開始將全球變暖以及碳減排作為正式議程，1979年日內瓦會議上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（IPCC）；1990年，樹立一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；直到1997年12月達到的《京都議定書》，世界上主要工業國家在碳減排問題上達到一致，并樹立了清潔開展機制（CDM）。
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，我國從全方面積極推動碳減排行動。從“十一五”開始，之后的每個五年我國均擬定了詳細的節能減排指標，并超額完成相應約束性方針。現在，“十四五”規劃繼續提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動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 13.5%、18%的方針，并提出了2030年前完成碳達峰、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的雙碳方針。此外，我國從2011年開始探索并樹立碳交易市場，2021年，全國碳交易市場落地營運，通過市場化運作來引導碳減排資源的優化配置，從而降低全社會減排成本，對碳達峰、碳中和方針的完成意義重大。
碳減排政策的施行過程中，碳排放量的核算是一項基礎且重要的事項，量化各項碳排放活動的碳排放強度，賦予碳排放方針實際意義，從而輔導碳排放作業有序進行。
為了統一全世界范圍內的碳排放量核算方式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（IPCC）供給了《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》，用于輔導國家層面的碳排放核算方法，并根據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不斷修訂，于2019年形成最終成果《2019 Refin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》，與2006版指南兼并使用，形成碳排放量核算的方法學基礎。
針對國家層面的碳排放量核算，分為動力、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、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、廢棄物、其他五個部門，每個部門包括各個類別（如交通）和亞類（如轎車）。國家從亞類層面樹立清單，清單內包括各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，每種氣體排放量和清除量的總和即是國家總量。IPCC供給了每個部門作業表和報告的標準模板，并供給了碳排放量點評清單的標準流程。
針對每個亞類碳排放量的核算，IPCC供給了標準的核算方法：排放因子法，該方法為現在適用范圍最廣、應用最為普遍的一種碳核算辦法。
溫室氣體（GHG）排放=活動數據（AD）×排放因子（EF）
其中，AD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生產或消費活動的活動量，如每種化石燃料的消耗量、石灰石原料的消耗量、凈購入的電量、凈購入的蒸汽量等；
EF是與活動水平數據對應的系數，包括單位熱值含碳量或元素碳含量、氧化率等，表征單位生產或消費活動量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。EF既可以直接采用IPCC、美國環境保護署、歐洲環境機構等供給的已知數據（即缺省值），也可以基于代表性的測量數據來推算。我國已經基于實際情況設置了國家參數，例如《工業其他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（試行）》的附錄二供給了常見化石燃料特性參數缺省值數據。
該方法適用于國家、省份、城市等較為宏觀的核算層面，可以粗略地對特定區域的整體情況進行宏觀把控。但在實際作業中，因為地區動力品質差異、機組焚燒效率不同等原因，各類動力消費計算及碳排放因子測度簡單呈現較大偏差，成為碳排放核算結果誤差的主要來源。
為了完成雙碳方針，我國提出要樹立統一規范的碳排放計算核算系統，國家發改委發布了24個行業溫室氣體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清單，根本涵蓋了我國除居民生活外的所有要點行業。24個行業指南中，除了具體計算方法不同，根本結構與核算思路總體一致。碳排放計算核算系統的樹立，合作碳交易市場，以市場機制激勵排放實體低成本完成碳減排方針，一起也有助于將技術和資金導向低碳開展范疇，推動企業開展新舊動能轉換，倒逼企業篩選落后產能、轉型升級。
